(转载自中国绿色时报)

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党员干部的初心与境界。正确的政绩观,不是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名,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甘做铺垫之事、善为长远之谋。在我们党的奋斗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优秀代表。他们用一生的坚守与付出,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时代之问。

从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鞠躬尽瘁,到谷文昌“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铮铮誓言;从杨善洲退休后22年植树造林、价值3亿元的林场分文不取,到申纪兰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却终身不领代表津贴……这些闪光的名字,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正确的政绩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同样,马永顺从“砍树模范”到“种树英雄”的人生转折,余锦柱40多年独守瞭望台的无悔坚守,孙建博拖着病腿带领林场突围的奋斗足迹,以郭万刚为代表的八步沙三代人治沙四十余载的绿色接力,无一不是榜样力量最生动的注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如同一座座灯塔,照亮前行的方向;他们的事迹告诉我们,正确的政绩观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根植于大地、服务于人民的实干与担当。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推出这些基层带头人与林草榜样的故事,让我们从中汲取精神滋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在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

焦裕禄(1922—1964),山东淄博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冬,他调任河南兰考县委书记。彼时的兰考,正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期,粮食产量降至历史最低,大批灾民外出逃荒。焦裕禄到任后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

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带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靠一辆自行车和两条腿,在一年多时间里走遍了全县120多个生产大队。他带领干部在狂风飞沙中勘察风口,在暴雨洪水中追索水流去向。为了摸清盐碱地的分布,他亲自尝遍几十个村庄的土壤。他组织群众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大规模种植泡桐。在他带领下,兰考初步探索出一套综合治理“三害”的办法。

焦裕禄的肝病日益加重,肝痛发作时,他用钢笔、茶缸盖甚至鸡毛掸子顶住腹部,时间长了,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同志劝他住院,他却坚持到一线调研。1964年3月,他已肝痛得无法蹬车,才被强行送医,确诊肝癌晚期。5月14日病逝,年仅42岁。临终前他向组织提出唯一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焦裕禄精神——“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成为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永恒楷模。2017年,兰考成为河南省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泡桐已发展为年产值数十亿元的乐器产业,焦裕禄的愿望终于实现。

谷文昌: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谷文昌(1915—1981),河南林州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随军南下福建,1955年起任东山县委书记。当时的东山岛,东南沿海风沙肆虐,全岛194公里的海岸线有30多公里是沙滩,森林覆盖率仅0.12%。民间流传:“春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一年四季里,季季都有灾。”全岛6万多人,有2000多人因贫病外出乞讨。

谷文昌立下誓言:“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干部走遍412个风口,测量了3万多亩沙滩。起初试种了20多个树种,无一成活。有人灰心,他说:“能治住风沙,再苦再累也值。”经过8年反复试验,终于发现木麻黄适合东山土壤。他组织全县群众连续3年植树造林,自己也天天泡在沙滩上。到1964年调离时,东山已植树8.2万亩,其中木麻黄6.5万亩,全县绿化率达96%以上,形成了“东海绿洲”。他还带领群众修建了八尺门海堤,将东山孤岛与大陆连接,彻底解决了交通和淡水难题。

谷文昌生活极其俭朴,一件大衣穿了20年,调任时全部家当只有两只皮箱。他立下家规:“不许沾公家一点油。”5个子女没有一人通过他的关系安排工作。1981年病逝前,他留下遗愿:“把我埋在东山。”2003年,东山群众将他的骨灰从漳州迁回,自发形成“先祭谷公,后拜祖宗”的习俗。

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亮山22年

杨善洲(1927—2010),云南施甸人,1951年参加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保山地委书记。他在位期间,始终保持农民本色,下乡调研总是带着锄头,看到农活就跟着干。他从不坐公车办私事,有一次女儿生病,他让妻子步行几十里山路去照顾,自己却用公车送一位生病的农民去医院。

1988年,杨善洲光荣退休。组织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他却拒绝了:“我要回家乡种树。”他回到保山大亮山,这里是他的出生地,因过度砍伐变成荒山秃岭。他带着从各林场捡来的果核和树苗,住进用树枝搭起的窝棚,一干就是22年。大亮山海拔2600米,缺水缺电,他和工人们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挑水。没有钱买树苗,他就到街上捡别人扔掉的果核,桃核、梨核、核桃核,一颗一颗积攒。有人笑他“书记捡破烂”,他说:“这是绿色的希望。”

22年间,他带领林场职工造林5.6万亩,价值超过3亿元。2009年,81岁的杨善洲将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国家,没有要一分钱报酬。他说:“我退休了,国家给我发退休金,我不能再要钱。”2010年10月10日,杨善洲因病去世,临终前说:“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他留下的林场如今每年涵养水源45万立方米,周边群众喝上了干净水。他的事迹感动中国,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称号。

申纪兰:男女同工同酬的推动者

申纪兰(1929—2020),山西平顺人,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一生只有两个“职务”:西沟村党支部副书记和全国人大代表。然而正是这位“农民代表”,推动了一项写入《宪法》的伟大变革。

1951年,申纪兰担任西沟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她利用冬闲带领社员在山沟里打坝造地30亩,来年一场暴雨冲了个精光。看着一片狼藉的庄稼地,申纪兰坚定地说:“那咱就先栽树,再治沟,绿化荒山永不愁。”她带领大家先是在南坡种下了300亩松子。第二年上山一看,300亩荒坡只有几棵小苗破土而出。

她毫不气馁,继续带领群众在南坡播种,同时加强了看管和养护,绿油油的小苗终于覆盖了南坡,西沟开始大面积植树造林。那时候申纪兰带领妇女们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了才回家。饥了啃几口窝窝头,渴了喝几口冷水,硬是在小干石山上造了1200亩林,成活率在90%以上。

当时农村实行工分制,男社员干一天记10分,女社员最高只记5分。申纪兰不服气:“同样是干活,凭什么妇女少得分?”她组织妇女和男人展开劳动竞赛——撒肥、锄地、间苗,每一项都比速度比质量。结果妇女们干得一点不比男人差。她据此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主张,在全社推行。1953年,《人民日报》以《劳动就是解放》为题报道了她的故事。1954年,她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将“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的建议带到北京。从此,“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响彻全国的口号。

申纪兰连续担任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全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代表。她始终穿布鞋、吃粗粮,住在西沟村的老房子里,从未领取过一分钱代表津贴。2020年6月28日,申纪兰病逝,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文朝荣:海雀村的“绿色愚公”

文朝荣(1942—2014),贵州赫章人,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起任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海雀村地处乌蒙山区,海拔2300米,曾是贵州最穷的村之一。20世纪80年代,全村森林覆盖率只有5%,石漠化严重,“山上光秃秃,锅里没米煮”。1985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仅33元,有的家庭只有一条裤子轮流穿。

文朝荣意识到,不治石漠化,海雀永无出路。1986年冬天,他提出植树造林的计划。村民反对:“饭都吃不饱,哪有闲心种树?”文朝荣挨家挨户做工作:“种树就是种粮食。树能涵养水源,有了水,庄稼才能长好。”他带头把自己家仅有的一点余粮拿出来,又卖掉家里唯一一头耕牛买树苗。村民们被感动了,跟着他上山。文朝荣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了才回家,30年如一日。

到2014年,海雀村累计造林1.34万亩,森林覆盖率从5%跃升至70%以上。曾经的荒山变成了林海,水源涵养能力大大增强,粮食产量翻了两番。村里修通了公路,建起了小学,2014年人均收入达6000元。文朝荣却积劳成疾,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期间他还惦记着村里的事,嘱咐村干部:“山上还有一片空地,要抓紧种上树。”2014年2月,文朝荣病逝。村民自发为他立碑,称他为“海雀的绿色愚公”。他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称号。

张耀南:从抗日县长到林场场长

张耀南(1901—1974),山东长清人(现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他一生跨越革命与建设两个时期,前半生是抗日英雄,后半生是绿色使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耀南变卖家产购买枪支,在家乡组织抗日武装。他成功将当地“红枪会”改造为抗日力量,成立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并任首任县长。他带领军民在泰西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军转战,为新中国建立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山东省泰安专区副专员、山东省卫生厅厅长等职。1959年底,他担任了泰山林场场长一职。他将全部心力投入到刚刚起步的泰山林场。践行了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的政绩观。两年后,组织邀请他回省厅复职,但他却毅然拒绝,选择留在泰山,并说出:“建设泰山的事业刚刚开头,就把余生贡献给建设泰山吧!”

当时的泰山,森林覆盖率不足2%,荒山秃岭。张耀南到任后,主要做了这几件大事:一是科学规划:他背着水壶走遍泰山,主持制定了泰山历史上第一份全面的《八年发展规划》,提出“远山高山成风景山、近山矮山变花果山”的愿景。二是身先士卒:年近花甲的他与年轻人一同挑水挖坑,甚至用绳索拴腰吊在悬崖峭壁上凿坑种树。三是艰苦创业:带领职工在贫瘠山地开荒种粮、修路架桥,解决温饱的同时,硬是把树苗种满了荒山。

张耀南一生清贫,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他常穿一件旧中山装,补丁摞补丁,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布衣厅长”。

张耀南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言:“只为做大事,不求做大官”。1974年他去世后,被安葬在他奋斗过的土地上。如今,泰山森林覆盖率已达94.8%,这满山青翠,正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如今,泰安不仅为他建立了“泰山植树造林纪念碑”,还排演了山东梆子大型现代戏《泰山青未了》,让他的故事流传更广。

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植树英雄

马永顺(1914—2000)的人生有一个鲜明的转折:前半生是新中国第一代伐木工人,创造了全国手工伐木最高纪录;后半生则成为义务植树最多的“林业英雄”。

1949年,马永顺在黑龙江铁力林业局当伐木工。当时国家建设急需木材,他苦练技术,创造了“四季锉锯法”和“安全伐木法”。195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先后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据统计,他在34年伐木生涯中共伐树36500棵,相当于一个小型林场。

1982年,马永顺退休。看到曾经茂密的森林变成秃岭,他深感愧疚:“我们这一代伐木工人欠下了大山的债,必须还!”他立下誓言:“我砍了多少树,就要栽回多少棵。”从1982年起,他带着家人义务植树。他自费买树苗,起早贪黑上山。1991年,他已年近八旬,仍坚持每年植树近千棵。到1999年,他和家人累计植树5万多棵,远远超过了他砍伐的数量。2000年2月,马永顺病逝,临终嘱咐子女:“要替我看好林子,让子孙后代都能看到绿水青山。”

马永顺的事迹推动了中国林业从“砍树”向“种树”的历史性转变。国家授予他“林业英雄”称号,这是中国林业的最高荣誉。他的墓前,人们种下了一片“马永顺林”,如今已郁郁葱葱。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务林人。

余锦柱:四十余年独守瞭望台

余锦柱,1959年出生,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人。他的父亲余德明是新中国第一代护林员,在水口瞭望台守了35年。1978年,父亲因年老多病退休,组织上找不到接替的人,余锦柱说:“我来接父亲的班。”这一接,就是40多年。

水口瞭望台位于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尖子岭上,海拔1400米,无路、无电、无水、无人烟。余锦柱住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石屋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老式收音机。他的工作是用望远镜监视周围50万亩森林的火情,发现火警后立即向指挥部报告。瞭望台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人家,生活物资全靠他每隔半月下山背一次。山路崎岖,单程要走6个小时。40多年间,他磨破了上百双解放鞋,坚持巡山护林。

这份工作枯燥而危险。每年9月到次年5月是防火期,他必须24小时守在瞭望台,连春节都不能回家。他曾多次在雷雨中被闪电击倒,曾在大火中险些丧命。但他从无怨言。他总结出“烟迹定位法”,能根据烟的形状、颜色、飘移方向准确判断起火点,从而实现辖区40多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余锦柱说:“我父亲临终前留下话——火情不灭,人不离山。”如今他已年过六旬,仍然坚守在瞭望台上。他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林业系统劳动模范等称号。他的事迹被拍成电影《守望》,感动了无数人。

孙建博:拖着病腿开拓“原山模式”

孙建博,1959年出生,山东昌乐人。他3岁时因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但从未向命运低头。1996年,他临危受命,担任负债4009万元、职工13个月发不出工资的淄博市原山林场场长。

当时的原山林场,森林火警不断,经营陷入绝境。孙建博拖着病腿,拄着拐杖,走遍了林场64个林区、每一个山头。他发现,可以依托森林资源发展旅游、绿化等产业。他大胆提出:“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他推行股份制改革,建设原山国家森林公园,打造淄博市第一批4A级景区。他带头推进改革,拖着病腿跑遍了全国十几个省份。有人说他“腿瘸心不瘸”,他说:“我虽然腿不好,但我要走得比正常人更远。”

经过20多年奋斗,孙建博带领原山林场实现了惊天逆转。从负债4000万元、资源和名气都不出众的小林场,在全国国有林场中率先实现山绿、场活、业兴、人富目标;职工年收入从不足5000元增长到10万元。林场森林覆盖率从建场之初的不足2%提升到今天的94.4%,成为全国国有林场改革的样板,被称为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一场两制”改革模式。他通过与周边村镇合作,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发展生态旅游、苗木、林下经济等产业,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孙建博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齐鲁时代楷模”等称号。2020年退休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孙建博继续为林业事业建言献策。他说:“活着就要永远奋斗”。

郭万刚:三代人四十余载治沙

郭万刚,1952年出生,甘肃古浪县人。他是八步沙林场第二代治沙人的代表,一家三代人接力治沙40多年,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筑起一道绿色屏障。

八步沙位于古浪县北部,是腾格里沙漠的南缘风口。20世纪80年代,这里风沙肆虐,严重威胁着周边的村庄和农田。1981年,郭万刚的父亲郭朝明等6位老汉,以联产承包形式组建了八步沙林场,开始治沙造林。郭万刚当时在供销社工作,是“铁饭碗”。1983年,父亲因病无力继续治沙,对他说:“我干不动了,你来接替我,不能让沙埋了庄稼。”郭万刚二话不说,辞掉工作,扛起铁锹走进沙漠。

治沙的艰苦超乎想象。沙漠里夏天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冬天零下30多摄氏度,一年四季风沙不断。郭万刚和工人们住在窝棚里,喝苦咸水,吃干馒头。他们探索出“草方格沙障+灌木”的固沙方法——先用麦草扎成方格固定流沙,再在方格里种植梭梭、花棒等沙生植物。经过反复试验,成活率从不足30%提高到80%以上。郭万刚的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眼睛因长期风沙刺激患上了沙眼,但他从未退缩。

到2021年,通过郭万刚父子两代人共治理沙化土地,腾格里沙漠南缘筑起了一条绿色屏障。他的儿子郭玺也加入治沙队伍,成为第三代治沙人。郭万刚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绿化奖章等荣誉。他说:“只要把沙治住了,子孙后代就有好日子过。”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治沙群体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