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村：从砍树到看树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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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07-1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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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初的浙江，正是闷热难耐的梅雨季节。探访临安市白沙村，却是意想不到的舒适。
从临安市区到白沙村，不过４０分钟的车程，山里山外竟是两重天。山外，热气袭人。山里，茂林修竹，小溪潺潺，中午不开空调也能睡上一个好觉。
站在村头，满目苍翠，一条小溪从家家户户的小楼前跃过，美不胜收。有人说，“在白沙村，生活就是旅行”。不少从上海、杭州等地来的游客，到了这里，找户农家，常常一住就是一两个月。
在村中心的广场上，记者见到几位中老年人在遛弯儿。一问，是３天前从上海来的，打算在这里住上一个月。
一位姓瞿的中年女士说：“我们是白沙村的回头客了。这里空气好，环境好，凉爽，有活动场地，吃住条件也不错，来过一次还想再来。你看我把８６岁的老父亲也带来了。”
村支书夏玉云告诉记者，有的游客在村里能住半年，为的是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森林覆盖率97％、水质一类、空气质量一类，是天然的氧吧。“有一位客人，原本身体不太好，在这里住了几个月后再去检查身体，没事了，又做生意去了。”
全村１５６户农户，有２／３从事“农家乐”特色旅游经营。记者随便走访几家，都是漂亮的三层小楼、雪白的床褥，农家的红烧肉、笋干让人满口余香。
就在今年，白沙村被评为“杭州最美的村庄”，被命名为“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上海展望计划教学点”。此前，这个村庄已经获得“国际示范林中国网络合作伙伴”、“全国山区综合开发示范村”、“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浙江省兴林富民示范村”、“浙江省农家乐特色示范村”、“杭州市新农村建设标兵村”等几十个荣誉称号。
在白沙村的竹林和小溪间穿行，在任意一户农家停留，记者也生出在这里常住的念头。谁会想到，２０年前的白沙村，村民生活却十分贫困，别说没有游客，就是本村的人也纷纷外出打工。
山林定权激活非木质资源开发
白沙村地处天目山山麓和太湖源头，全村基本无稻田，林地面积高达95.3%。靠山吃山，２０年前的村民主要靠砍树、烧炭为生，１９８３年的人均收入只有２００多元。
1983年，白沙村根据浙江省林权制度改革的统一部署，开展了林业“三定”（划定自留山、确定责任山、稳定山林权），将1.３万亩山林承包到户，建立了家庭经营为主的林业经营体制。
山林到户后，急于富起来的农民大量采伐山林，使大批天然林中的大树被砍，复层林变成了单层林，森林质量下降，水土流失、山体滑坡频发。白沙村本是浙江省暴雨中心之一，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０年的两次大暴雨，均引发了灾难性的洪水。洪水所到之处，房屋桥梁被毁，电线电缆折断，村民们损失惨重。
隐隐约约之中，村民们觉察出植被破坏和洪水发生有关系。夏玉云的母亲，当时的村妇女主任，带着这个问题找到了后来成为白沙村荣誉村民的临安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王安国。
“树再砍下去，以后只能出去要饭了！”王安国很着急，分析村民们砍树的主要原因：一是不放心，怕党的林改政策有变；二是单纯依靠木质资源作为主要经济收入。
在王安国的建议下，乡、村两级多次召开会议，向村民宣布山林到户政策长期不变，并号召农民发展非木质林产品。
王安国还把技术送到了村里，给村民们讲课，讲怎么搞笋干竹低产林改造、如何让山核桃丰产等。“刚开始，有人听课，却没人行动。这时候，夏玉云的父亲夏宏根认为政策不会变，带头改造低产竹林。”
竹林改造第二年就见效，笋干亩产量从3公斤迅速上升到１０公斤，后来又上升到20公斤。在夏宏根的示范带动下，村民纷纷培育起了笋竹、山核桃、茶叶，逐渐形成山下茶、山腰竹、山上山核桃的复合经济林，白沙村也成为临安市开发非木质资源第一村。
村民刘雪璋在1983年山林承包到户时，不相信政策会长期不变，每年将承包竹山上的竹、笋采光。当他看到别人家的竹山培育得越来越好，而村里的承包政策也没变，开始对自己的承包山进行低产林改造，每年的笋干收入从2000多元上升到6000多元。
“砍树最多的1987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814元，不砍树后，收入却增加了好几倍，1996年人均收入3455元，其中非木质林产品收入占90％以上。”夏玉云说，村民们尝到了甜头，不再砍树，并自觉保护森林。上世纪90年代初，白沙村还率先在临安提出禁止烧木炭，采取措施封山育林，全面保护森林资源。
有了产业支撑的白沙村，山又绿了，水又清了。２００５年，一场降水量高达４００毫米的暴雨光临白沙村，有绿色护卫的村庄安然无恙。
在位于浙江省临安市的太湖流域南苕溪源头，有一个森林覆盖率高达97％的美丽村庄，叫白沙村。上世纪８０年代，村民以砍树为生，换来满山疮痍，洪灾不断。借助林权制度改革的东风，村民们对山林进行综合开发，发展生态旅游，变砍树为看树，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林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山林流转催生森林旅游业
发展非木质资源让白沙村山绿了，村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但要更富，白沙村人也没了主意。这时，保护森林形成的良好生态环境，给白沙人带来了新机遇。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本诺沙先生来到白沙村，看到这里的好山好水，提议可以开发生态旅游。
年底，王安国参加了中国“国际人与生物圈”委员会秘书处在广州举办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培训班”，回来后就到村里对村民进行“利用森林景观资源开发生态旅游”培训。
培训并不顺利。“我以前给农民讲技术课，安静得很。这次讲生态旅游，吵得一塌糊涂。”王安国说：“讲‘景观树’农民不懂，我就说‘漂亮的树’，说不能砍，要让上海人到这里来看。农民们就说：‘你吹牛！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看的，连外面的亲戚都不来。’有的农民说：‘生态旅游是不可能搞成的。’”
怎么办？市委、市政府、林业局、旅游局、乡政府共同努力，向外推介宣传，鼓励白沙村引进外资、外脑。
生态旅游犹如千里马，虽好，还需伯乐。夏玉云回忆：“当时谈了８家企业，都认为无景可观，不愿意来。”
１９９７年，一个后来也成为白沙村荣誉村民的商人华抗美，从杭州来到了白沙村。“虽然这里没有奇山、怪石，没有全国、省、市第一，但这里环境很美，林权流转让我有机会进来开发。”
经协商，村里将2000多亩山林使用权转让给华抗美经营的旅游公司，流转年限25年，公司每年给村里１０万元，其中２万元直接补给农民作为资源补偿费，山上的竹笋、茶叶、山核桃还归农民。
1998年适逢国家生态旅游年，8月下旬开业的太湖源(生态沟)景区，当年就有100多万元收入，迈出了临安生态旅游的第一步。
“一下来了那么多人、那么多汽车，村里人点汽车都点不清楚。”王安国说，当时有的村民看景区挣钱，眼红，和景区冲突的事时有发生。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王安国给白沙村出主意，搞“农家乐”，带动第三产业。
夏宏根，村里第一个笋干竹低产林改造科技示范户，再次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搞的“农家乐”就叫“太湖源头第一家”。
村民吕建中，原住在太湖源景区所在的龙须沟里，因景区开发需要搬迁到景区停车场旁。由于身体残疾原本生活很困难的他，利用补偿搬迁费盖起了一幢三层楼房，发展“农家乐”当年收益１万多元。几年后他又盖了一幢设施更好的三层楼房，每年仅租金收入就达１０万元。
村民王世新，以前为了几棵树的利益和弟弟打架，景区开发后第一个摆摊卖山货，现在生意做到了山外，村民们都叫他“王百万”。
村里成立了农家乐协会，农民们都有了自己的名片，有了一批以买卖山货为生的专业营销队伍，全村７３％的劳动力从事生态旅游服务。
“几年下来，原来不会做生意的农民现在都很‘精巴’了。”看着又有几辆大客车把游客送到村里，王安国笑着说。
林权颁证助推兴林富民步伐
林权制度改革让白沙山绿民富。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和外来投资者开发白沙的积极性，2001年，白沙村在政府和林业部门支持下，进一步完善林权制度改革，延长了农民山林承包期，并给农民颁发了《林权证》，同时还延长旅游公司山林使用权流转期限，从25年延长到50年。
王安国说：“发证让农民更放心、安心投入，以保护为主，用森林景观去换钞票。”
夏玉云说：“旅游公司开发的太湖源景区１年给村里百姓带来收入６００多万元，我们还按原来谈定的条件延长公司山林使用权流转期限，续签到５０年，也给对方吃‘定心丸’。”
林权证的发放和林地流转使用期的延长，进一步激发了白沙村民和外来投资者的积极性。２００６年，全村从事“农家乐”特色旅游经营的农户从７０余户增加到１００余户，床位由６００余张增加到８００余张，接待游客１２万余人次，全村经济总收入114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超万元。
林权证的发放还推动了林地流转。白沙村有６个村民小组，其中一个有７户人家的村民小组在海拔９００多米高的山顶，经济来源少，２００５年的人均收入只有８００多元。通过林地流转，这个村民小组把林地租给搞高山花卉的公司，并在公司打工，年收入增加到八九千元。
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白沙村民从“砍”树走向“看”树，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村里的两个护林员姚先进和吴建国，以前的主要责任是上山抓小偷，解决村民们分林分竹纠纷。现在，山上已经没什么事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森林防火，重点是向游客宣传防火知识。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观念一变，白沙村山更绿，水更清，百姓更富。”站在美丽如画的村子中间，夏玉云告诉记者，村里还编制了新农村建设规划，这在浙江省是第一个。
短评：成功贵在坚持
白沙村的林改，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林业“三定”。
关于林业“三定”，在我国很多地方曾是乱砍滥伐的代名词。因为“三定”把集体山林分包到户后，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过量采伐山林的现象。
在浙江，也曾经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是，当很多地方都对“三定”“叫停”把林权重新收归集体时，浙江却坚持了下来，并不断完善改革。这一坚持，让浙江林业整整比别的地方少走２０年弯路——当今天很多地方重新开始分山分林到户时，浙江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像白沙村这样的典型。
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风起云涌的今天，研究白沙村的发展轨迹，不无重要。因为，改革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放弃还是坚持，白沙村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
白沙村的今天是富饶、美丽的，但白沙村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分林到户遭到过量采伐，发展非木质资源响应者寥寥，提出生态旅游得不到信任，景区开发成功又出现眼红现象……
在这么多问题面前，白沙村不断调整策略，改进方法，坚持了下来。
坚持的方法很简单：一找原因，二想办法。
农民为什么要砍树？一是担心政策变，二是不会经营没有增收渠道。怎么办？一是坚持分林到户，二是科技下乡，给农民提供财源。
农民不敢发展非木质资源怎么办？示范带动。
农民怀疑生态旅游不愿意投入怎么办？引外资，借外脑。
农民眼红了怎么办？让农民也富起来。
白沙村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办法总比困难多。看看坚持了２０多年的林改成果：山林郁郁葱葱，农民富足和谐。这不应该只是白沙村的林改成果，还应该是全国２５亿亩集体林地改革后的美好未来。
从临安市区到白沙村，不过４０分钟的车程，山里山外竟是两重天。山外，热气袭人。山里，茂林修竹，小溪潺潺，中午不开空调也能睡上一个好觉。
站在村头，满目苍翠，一条小溪从家家户户的小楼前跃过，美不胜收。有人说，“在白沙村，生活就是旅行”。不少从上海、杭州等地来的游客，到了这里，找户农家，常常一住就是一两个月。
在村中心的广场上，记者见到几位中老年人在遛弯儿。一问，是３天前从上海来的，打算在这里住上一个月。
一位姓瞿的中年女士说：“我们是白沙村的回头客了。这里空气好，环境好，凉爽，有活动场地，吃住条件也不错，来过一次还想再来。你看我把８６岁的老父亲也带来了。”
村支书夏玉云告诉记者，有的游客在村里能住半年，为的是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森林覆盖率97％、水质一类、空气质量一类，是天然的氧吧。“有一位客人，原本身体不太好，在这里住了几个月后再去检查身体，没事了，又做生意去了。”
全村１５６户农户，有２／３从事“农家乐”特色旅游经营。记者随便走访几家，都是漂亮的三层小楼、雪白的床褥，农家的红烧肉、笋干让人满口余香。
就在今年，白沙村被评为“杭州最美的村庄”，被命名为“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上海展望计划教学点”。此前，这个村庄已经获得“国际示范林中国网络合作伙伴”、“全国山区综合开发示范村”、“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浙江省兴林富民示范村”、“浙江省农家乐特色示范村”、“杭州市新农村建设标兵村”等几十个荣誉称号。
在白沙村的竹林和小溪间穿行，在任意一户农家停留，记者也生出在这里常住的念头。谁会想到，２０年前的白沙村，村民生活却十分贫困，别说没有游客，就是本村的人也纷纷外出打工。
山林定权激活非木质资源开发
白沙村地处天目山山麓和太湖源头，全村基本无稻田，林地面积高达95.3%。靠山吃山，２０年前的村民主要靠砍树、烧炭为生，１９８３年的人均收入只有２００多元。
1983年，白沙村根据浙江省林权制度改革的统一部署，开展了林业“三定”（划定自留山、确定责任山、稳定山林权），将1.３万亩山林承包到户，建立了家庭经营为主的林业经营体制。
山林到户后，急于富起来的农民大量采伐山林，使大批天然林中的大树被砍，复层林变成了单层林，森林质量下降，水土流失、山体滑坡频发。白沙村本是浙江省暴雨中心之一，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０年的两次大暴雨，均引发了灾难性的洪水。洪水所到之处，房屋桥梁被毁，电线电缆折断，村民们损失惨重。
隐隐约约之中，村民们觉察出植被破坏和洪水发生有关系。夏玉云的母亲，当时的村妇女主任，带着这个问题找到了后来成为白沙村荣誉村民的临安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王安国。
“树再砍下去，以后只能出去要饭了！”王安国很着急，分析村民们砍树的主要原因：一是不放心，怕党的林改政策有变；二是单纯依靠木质资源作为主要经济收入。
在王安国的建议下，乡、村两级多次召开会议，向村民宣布山林到户政策长期不变，并号召农民发展非木质林产品。
王安国还把技术送到了村里，给村民们讲课，讲怎么搞笋干竹低产林改造、如何让山核桃丰产等。“刚开始，有人听课，却没人行动。这时候，夏玉云的父亲夏宏根认为政策不会变，带头改造低产竹林。”
竹林改造第二年就见效，笋干亩产量从3公斤迅速上升到１０公斤，后来又上升到20公斤。在夏宏根的示范带动下，村民纷纷培育起了笋竹、山核桃、茶叶，逐渐形成山下茶、山腰竹、山上山核桃的复合经济林，白沙村也成为临安市开发非木质资源第一村。
村民刘雪璋在1983年山林承包到户时，不相信政策会长期不变，每年将承包竹山上的竹、笋采光。当他看到别人家的竹山培育得越来越好，而村里的承包政策也没变，开始对自己的承包山进行低产林改造，每年的笋干收入从2000多元上升到6000多元。
“砍树最多的1987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814元，不砍树后，收入却增加了好几倍，1996年人均收入3455元，其中非木质林产品收入占90％以上。”夏玉云说，村民们尝到了甜头，不再砍树，并自觉保护森林。上世纪90年代初，白沙村还率先在临安提出禁止烧木炭，采取措施封山育林，全面保护森林资源。
有了产业支撑的白沙村，山又绿了，水又清了。２００５年，一场降水量高达４００毫米的暴雨光临白沙村，有绿色护卫的村庄安然无恙。
在位于浙江省临安市的太湖流域南苕溪源头，有一个森林覆盖率高达97％的美丽村庄，叫白沙村。上世纪８０年代，村民以砍树为生，换来满山疮痍，洪灾不断。借助林权制度改革的东风，村民们对山林进行综合开发，发展生态旅游，变砍树为看树，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林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山林流转催生森林旅游业
发展非木质资源让白沙村山绿了，村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但要更富，白沙村人也没了主意。这时，保护森林形成的良好生态环境，给白沙人带来了新机遇。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本诺沙先生来到白沙村，看到这里的好山好水，提议可以开发生态旅游。
年底，王安国参加了中国“国际人与生物圈”委员会秘书处在广州举办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培训班”，回来后就到村里对村民进行“利用森林景观资源开发生态旅游”培训。
培训并不顺利。“我以前给农民讲技术课，安静得很。这次讲生态旅游，吵得一塌糊涂。”王安国说：“讲‘景观树’农民不懂，我就说‘漂亮的树’，说不能砍，要让上海人到这里来看。农民们就说：‘你吹牛！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看的，连外面的亲戚都不来。’有的农民说：‘生态旅游是不可能搞成的。’”
怎么办？市委、市政府、林业局、旅游局、乡政府共同努力，向外推介宣传，鼓励白沙村引进外资、外脑。
生态旅游犹如千里马，虽好，还需伯乐。夏玉云回忆：“当时谈了８家企业，都认为无景可观，不愿意来。”
１９９７年，一个后来也成为白沙村荣誉村民的商人华抗美，从杭州来到了白沙村。“虽然这里没有奇山、怪石，没有全国、省、市第一，但这里环境很美，林权流转让我有机会进来开发。”
经协商，村里将2000多亩山林使用权转让给华抗美经营的旅游公司，流转年限25年，公司每年给村里１０万元，其中２万元直接补给农民作为资源补偿费，山上的竹笋、茶叶、山核桃还归农民。
1998年适逢国家生态旅游年，8月下旬开业的太湖源(生态沟)景区，当年就有100多万元收入，迈出了临安生态旅游的第一步。
“一下来了那么多人、那么多汽车，村里人点汽车都点不清楚。”王安国说，当时有的村民看景区挣钱，眼红，和景区冲突的事时有发生。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王安国给白沙村出主意，搞“农家乐”，带动第三产业。
夏宏根，村里第一个笋干竹低产林改造科技示范户，再次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搞的“农家乐”就叫“太湖源头第一家”。
村民吕建中，原住在太湖源景区所在的龙须沟里，因景区开发需要搬迁到景区停车场旁。由于身体残疾原本生活很困难的他，利用补偿搬迁费盖起了一幢三层楼房，发展“农家乐”当年收益１万多元。几年后他又盖了一幢设施更好的三层楼房，每年仅租金收入就达１０万元。
村民王世新，以前为了几棵树的利益和弟弟打架，景区开发后第一个摆摊卖山货，现在生意做到了山外，村民们都叫他“王百万”。
村里成立了农家乐协会，农民们都有了自己的名片，有了一批以买卖山货为生的专业营销队伍，全村７３％的劳动力从事生态旅游服务。
“几年下来，原来不会做生意的农民现在都很‘精巴’了。”看着又有几辆大客车把游客送到村里，王安国笑着说。
林权颁证助推兴林富民步伐
林权制度改革让白沙山绿民富。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和外来投资者开发白沙的积极性，2001年，白沙村在政府和林业部门支持下，进一步完善林权制度改革，延长了农民山林承包期，并给农民颁发了《林权证》，同时还延长旅游公司山林使用权流转期限，从25年延长到50年。
王安国说：“发证让农民更放心、安心投入，以保护为主，用森林景观去换钞票。”
夏玉云说：“旅游公司开发的太湖源景区１年给村里百姓带来收入６００多万元，我们还按原来谈定的条件延长公司山林使用权流转期限，续签到５０年，也给对方吃‘定心丸’。”
林权证的发放和林地流转使用期的延长，进一步激发了白沙村民和外来投资者的积极性。２００６年，全村从事“农家乐”特色旅游经营的农户从７０余户增加到１００余户，床位由６００余张增加到８００余张，接待游客１２万余人次，全村经济总收入114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超万元。
林权证的发放还推动了林地流转。白沙村有６个村民小组，其中一个有７户人家的村民小组在海拔９００多米高的山顶，经济来源少，２００５年的人均收入只有８００多元。通过林地流转，这个村民小组把林地租给搞高山花卉的公司，并在公司打工，年收入增加到八九千元。
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白沙村民从“砍”树走向“看”树，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村里的两个护林员姚先进和吴建国，以前的主要责任是上山抓小偷，解决村民们分林分竹纠纷。现在，山上已经没什么事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森林防火，重点是向游客宣传防火知识。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观念一变，白沙村山更绿，水更清，百姓更富。”站在美丽如画的村子中间，夏玉云告诉记者，村里还编制了新农村建设规划，这在浙江省是第一个。
短评：成功贵在坚持
白沙村的林改，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林业“三定”。
关于林业“三定”，在我国很多地方曾是乱砍滥伐的代名词。因为“三定”把集体山林分包到户后，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过量采伐山林的现象。
在浙江，也曾经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是，当很多地方都对“三定”“叫停”把林权重新收归集体时，浙江却坚持了下来，并不断完善改革。这一坚持，让浙江林业整整比别的地方少走２０年弯路——当今天很多地方重新开始分山分林到户时，浙江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像白沙村这样的典型。
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风起云涌的今天，研究白沙村的发展轨迹，不无重要。因为，改革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放弃还是坚持，白沙村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
白沙村的今天是富饶、美丽的，但白沙村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分林到户遭到过量采伐，发展非木质资源响应者寥寥，提出生态旅游得不到信任，景区开发成功又出现眼红现象……
在这么多问题面前，白沙村不断调整策略，改进方法，坚持了下来。
坚持的方法很简单：一找原因，二想办法。
农民为什么要砍树？一是担心政策变，二是不会经营没有增收渠道。怎么办？一是坚持分林到户，二是科技下乡，给农民提供财源。
农民不敢发展非木质资源怎么办？示范带动。
农民怀疑生态旅游不愿意投入怎么办？引外资，借外脑。
农民眼红了怎么办？让农民也富起来。
白沙村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办法总比困难多。看看坚持了２０多年的林改成果：山林郁郁葱葱，农民富足和谐。这不应该只是白沙村的林改成果，还应该是全国２５亿亩集体林地改革后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