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林改后，三明林木采伐指标管理变得“烫手”。不跟进改革，就可能出现“指标寻租”和伤害林农利益。改成电脑抽签后，兼顾了公平，却又遇林木生长规律问题。改革因此必须持续，创新就在持续改革中实现。持续的改革与创新，规范了林业行政权力运行，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林改成果。从“烫手”到“舒心”，生动地验证了持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持续，就是不断地发现新情况，不断地解决新问题。改革与发展，从来就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我们不断拓展思路，大胆创新，破解难题，化解矛盾。只有增强持续的品格，重在持续，为在持续，才能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采伐指标为什么都给了别人？是不是别人给你钱了？我也会给啊！”从沙县南霞林业站到凤岗林业站，邓祥军的工作地点在变，亲友们的误解却一直没变。
　　“‘绿色银行’要取现，必须有砍伐指标。可‘僧多粥少’，指标有限，我这个林业站长怎么分都得罪人。采伐指标在手里，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
　　
　　邓祥军的无奈，曾经并不是孤例。
　　三明是全国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林木采伐指标改革是林改配套改革的重要内容。采伐指标改革如何推进，关系到林业行政权力的持续规范运行，关系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的不断巩固。
　　
　　“林改前，山林或为国有，或属集体，采伐指标下达给各单位就行；林改后，林子被分割成了‘豆腐块’，经营主体多元化，指标的分配成为与林农利益最相关的问题。”三明市林业局林政科科长黄伟明说。
　　对于采伐指标分配，国家实行限额管理，按照林木蓄积量、出材量双项控制的原则，确定年采伐指标，然后从省林业厅到县林业局、基层林业站逐级分解下达。一些急于采伐变现的业主，纷纷找关系、托人情，而这又为“指标寻租”提供了土壤。
　　为杜绝“暗箱操作”，三明市曾摸索出电脑软件随机排序、抽签的方法。在电脑分配过程中，林业、纪检监察部门派员现场监督，结果张榜公示。
　　但是，电脑抽签，做到了形式上的公平，却忽略了林木的生长规律。拿到指标的山林，不一定是“最老”的山林，不少山林过了成熟期，成长缓慢，却因拿不到指标而无法采伐。这种做法仍有局限性。
　　如何建立健全一套科学、规范、公开、公平、公正的林木采伐计划分配与管理机制？
　　
　　2007年，三明市借助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参与式方法”，多次深入基层调研，专门就采伐指标分配的关键和核心问题，让不同利益群体代表参与分析并查找根源，广开言路。
　　当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北京召开参与式国家林业进程国际研讨会中，三明作为唯一基层代表就森林采伐管理制度改革作了交流发言。与会专家认为，三明将参与式方法运用到森林采伐管理制度改革，为今后制定符合广大林农实际需求的林业政策开创了示范性的先例。
　　在此基础上，2007年10月，三明 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林木采伐指标分配与管理意见》。分别不同经营主体，针对各自森林资源特点和经营水平，因地制宜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坚持把科学经营和公平公正相结合，对于自留山，根据其资源数量和结构，实行采伐指标单列；对规模小、零星分散的林农，以乡镇为单位集中编制，采伐指标按五年期限统筹安排，具体经营措施落实到户、到山头地块；对经营规模在5000亩以上的家庭林场、股份合作林场和林农联合体，做到“单编方案、单列指标、单独运作”。
　　“这样的改革太好了！”沙县水美村村民杨玉强，承包100多亩的山林，以前一直担心“指标不好搞”，准备贱卖。采伐指标分配改革后，他把已到采伐期的几十亩山林报了上去。
　　
　　没过几天，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就打来电话，“批了。”“这给我吃了定心丸，还准备多承包个几十亩！”杨玉强说。
　　改革，让采伐指标成了“舒心凉茶”。三姑村村民郑长森，近年在沙县陆续承包1000多亩山林。他说：“以前想砍，没指标；现在采伐规划落实到山头，并向社会公开，何时可以采伐，可以采伐多少，心中有数，也不急着变现了。”
　　
　　林农开心，林业工作者更舒心。“以前，指标一到，大家挤破头。现在林农心中有数了，反而不急了。今年，沙县第一次出现采伐指标没有用完的情况！”沙县林业局资源站站长王福斌说。
　　曾经非常无奈的邓祥军告诉记者，以后再也不用为分指标而发愁了，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科技助推林业上了。
　　目前，三明市12个县（市、区）的森林资源调查工作已全部完成，全面转入森林经营方案编制阶段。永安林业、青山纸业公司已率先完成森林经营方案编制，被国家林业局转发全国作为参考范本。